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遵义会议（完整）,供大家参考。
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的背景
遵义会议是指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由于“左”倾错误领导人完全抛弃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在长征中，红军虽然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但人员折损过半。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得到大部分领导人的赞同。于是，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193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注意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1934 年 1 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
遵义会议会址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 年 1 月 7 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遵义会议出席人员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后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会议成员扩大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当时担任《红星报》主编、在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华夫)、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遵义会议的内容
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低位。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 3 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主要作出四项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
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并逐步走向胜利。
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作了高度评价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反对"本本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引导党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展开了农村中的斗争。经过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努力，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的道路。由于指导思想符合实际，各地红军、游击队和他们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都欣欣向荣，在斗争中取得了许多胜利。整个革命局面是比较好的。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都曾发展到３０万人。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者由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支持而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后，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排除了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在几年中，错误领导把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局面破坏掉了，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损失，直至造成红军被迫退出南督革命根据地，并在行军中陷入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灭的危机。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党和红军中的大多数高级干部，使大家觉悟和团结起来，积极要求纠正"左"倾错误。主要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推动，党中央在紧急关头召开遵义会议，坚决纠正了当务之急的党在军事上的错误，这就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由于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对第五次"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的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在极其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从此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次会议，就不可能在国民党军队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取得红军长征的胜利，也就很难设想后来能取得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因此，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５年党的七大期间曾深情地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遵义会议的意义 首先，遵义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中央红军主力八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当我军从江西、福建出发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就布置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将我军一网打尽。在这种极其危险困难的环境下，我军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经过三个月的连续艰苦作战，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边境地区，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我军占领遵义城。一月九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这一阶段，我军的损失是惨重的。当红军到达遵义时，损折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其主要原因就是“左”倾错误领导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把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的突围行动，变成了“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
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对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他们“始终密而不宣”，不但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他们的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有利的时机歼灭敌人，而是采取一种“战略避战主义”，他们幼稚地认为“红军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结果使红军在与敌人作战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受到巨大损失。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面前，红军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推行了“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因而产生了对“左”倾中央的怀疑不满以至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湘江战役后，这种情绪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原来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和实际教训面前醒悟过来，转而反对“左”倾错误。
对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过意见，军委内部也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博古、李德不予采纳。过了湘江后，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的问题，于是从老三界争论到黎平，从黎平又争论到遵义。在黎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李德主张红军在黔东北与敌人硬拼，毛泽东主张红军向黔北走，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当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取得了多数同志的拥护。毛泽东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终于“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这样，遵义会议才得以召开。正如陈云同志传达会议情况时所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毫无疑问，会议召开的本身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第二，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作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
根据陈云同志的手稿，遵义会议的目的有二：“(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
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它竭力为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作辩护，把失败的原因统统推到客观上去，诸如“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引起与会同志的不满与反对。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切中要害地批评了“左”倾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而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拥护。
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等发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遇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基本是错误的”，而军事领导上的错误，“A(即李德)、博(即博古)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
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这是考虑到四川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比黔北好的原故。
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这在当时是一个生死攸关、急待解决的问题。遵义会议使党和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保存下来，改变了行动方针，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这是一个转败为胜的转折点。
第三，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党的路线开始转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
遵义会议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改组了中央领导。会议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又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以后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行军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宿营时，常委分工又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到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红军在鸭溪、苟坝一带活动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博古后来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
在遵义会议以前，右倾或“左”倾错误领导先后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使中国革命不断遭到挫折。而在遵义会议以后，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都逐步统一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希望。历史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四，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在遵义会议以前，那种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对我党的影响是很深的。加之在组织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难以独立自主地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本国的问题。党的许多决定往往都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共产国际的代表有关。而遵义会议则打破了这个常规，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问题的先例。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党的正确路线与行动方针，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英明领袖，独立自主地解决了组织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问题。遵义会议大胆地解...